［摘要］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是我国藏羌地区古碉建筑文化发育的典型地区，笔者从历史发展脉络、数量与分布、类型和功能、古碉与民居及其建筑技术、有关传说与民俗等5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丹巴古碉建筑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存疑。
［关键词］丹巴；古碉建筑
［中图分类号］j59（2714db）/tu832.52［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2－0093－11
在四川西部的两江一河上游流域地区①，是历史上我国藏羌地区古碉建筑极为发育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区域内的丹巴县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以丰富的古碉建筑文化遗存而久负盛名，享有“千碉之国”的佳誉。笔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多次实地考察认为，如果按当今县级行政建置而言，丹巴县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存的古碉遗存上都堪称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泛，功能类型及外型形状最齐全，历史发展脉络最清晰、最久远的地区。它不仅是研究古碉建筑的最理想的场所，也是更进一步深层次揭开两江一河古碉建筑文化奥秘的突破口。
一、丹巴古碉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
由于历史文献典籍中对于两江一河地区的众多先民部落的族属称谓较为含混③，加之在历史上，岷江及大渡河流域是一个民族迁徙的走廊地带，也是众多部落交错杂居，此消彼长的地带。故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个部落则有不同的称谓；同一区域内，又有不同的部落出现。在后来的史学研究领域中，由于受“泛羌论”的影响，将我国西北和西南的许多早期部族（或部落）都归结为“羌源”之说。所以在对古碉的建造者的族属和具体部落群体的认识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归纳起来，不外乎“羌族说”和“土著论”两大类。“土著说”的观点现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原因是它吸纳了当代大量的考古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颇具科学实证。同时又较为客观地重现了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其他史书中对我国西南地区古代先民“夷、羌、氏”的多种称谓，说明至少在秦汉时期，大渡河、山民江上游地区已经是一个民族多源、种姓众多的部落交错杂居的地区。
注解
①这里指岷江、大渡河和雅碧江上游地区，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新龙、九龙、雅江、道孚、康定、丹巴，以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汉川、茂县、黑水、理县、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县。
②藏语名诺米章谷，意为下部农区的山岩之城。丹巴县名始出于1911年8月，清政府发出布告，决定以丹东革什扎、巴底、巴旺三土司，上下宅垄土守备及其明正土司所辖十七土百户合并置县，并取丹东革什扎、巴底、巴旺三土司字首汉译音定名为丹巴。该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文化上，该县属于嘉绒藏族文化圈；在行政上，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
③如《山海经》中称蚕丛氏在岷江所建岷山国为“氐人国”，《史记》中称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冉珑部落为“氐类”，在《后汉书》中则将冉駹部落称之为“夷类”。又如牦牛部落，在有的史书中称为“羌”，在有的史书中又称之为“夷”。又如在唐初出现的“西山八国”，有的史书中又泛称“西山诸羌”，等等。
在夷、羌、氏中，谁是古碉的创造者呢？三者自然必居其一。其基本条件应具备诸史所载该创造者所居住的地望，与石棺墓葬的关系、居住及其他习俗与古碉有关，民间有历史传说等。根据上述条件，被称之为冉駹的部落先民应是古碉的最初创建者。石硕先生在《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中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冉駹部落（部族）非羌是夷，他们是最早居住在岷江上游的土著先民。汉代的冉駹与隋唐时期的嘉良夷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后来的嘉绒藏族与嘉良夷也有着承袭的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古碉“是嘉绒地区最为独特分布也最为集中的建筑。在今小金、丹巴、茂县、汶川、理县、马尔康一带，乃比比皆是。其建筑式样与《后汉书》所记冉駹夷之‘邓笼’、《隋书》有关嘉良夷‘垒石为（石巢）而居’的描述完全相同”①。同时还引用了马长寿先生的观点作为旁证。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中认为：“今四川茂、汶、理三县，以岷江为界，自岷江以东多屋宇，以西多碉楼。且愈西而碉愈多，从杂谷脑至大小金川，凡嘉戎居住之区，无不以碉楼为其建筑之特征。大体言之，碉楼的分布与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只有茂县岷江以西、黑水以东一带的羌人，大部分己经戎化，所以他们的碉楼建筑亦很众多。从上述特征可以说明，汉代的冉駹即隋唐的嘉良夷，亦即近代的嘉戎。”徐学书先生对于四川西北地区的古碉建筑的起源问题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古碉建筑在石室的基础上产生于西汉中期。“这种防御性军事建筑系岷江上游居住的石砌碉房、行石棺葬的原住民冉駹夷人（戈人）为抵御在西汉王朝军事压迫下由北方大规模游牧南下的羌人的军事进攻而发明修筑的。”②
笔者基本倾向于“土著说”。并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论述，同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求争鸣。
从目前我国古碉分布的大致情况来看，主要是在藏羌民族地区③，其中四川西部两江一河地区是古碉建筑文化的重要核心区之一。对照史书记载，是极其吻合的，由此证明了史书中有关古碉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各个时期古碉的分布及其所对应的部落（部族）也是较为明确的。西汉著名学者杨雄所著《蜀王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时期的蚕丛部落就居于岷江上游，并居于“岷江石室”。上文提到的冉駹部落（部族）的世居地在眠江上游地区。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而蚕丛与冉駹古碉与石棺葬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现代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传说，证实了这个历史事实。马长寿先生认为：“自灌县以北的汉、理、茂地区有许多石棺墓葬，羌民把这些墓葬说成是戈人的坟墓，即属于此类。……这种文化，从石棺之制和拥有大量的武器来说，应当属于古代蜀国所谓‘纵目人冢’⑤的文化。其中有许多古物和秦汉之间的汉族文化和匈奴文化相互联系。”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中，在四川境内的藏羌地区，除在岷江上游地区又发现多处石棺墓葬外，在大渡河、雅砻江，甚至金沙江上游地区的小金、金川、丹巴、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新龙、雅江、巴塘等地相继也发现了多处石棺墓葬。而上述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存有古碉，古碉与石棺葬之间至少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核心即这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同一主人。所不同的是，一个作为隐蔽文化而被深埋在地下，一个作为表露文化而残留于地面。
注解
①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
②徐学书：《川西北的石碉建筑》[j]，《康藏研究通讯》2001年总第3期，第7页。
③我国藏羌地区的古碉建筑文化的主要分布区，除本文所说的两江一河地区外，在今西藏自治区的山南地区、口喀则地区、昌都地区、林芝地区也有分布。其中尤以山南地区最多。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冉駹部落（部族）的地望为“自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文中所记在冉駹部落（部族）所居地域内所设立的汶山郡，郡治为今茂县凤仪镇附近。可知冉駹部落（部族）的世居地在岷江上游地区。
⑤[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⑥马长寿：《氏与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对古碉记载颇为详细的是《北史》和《隋书》。《北史•附国传》条下云：“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石巢），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隋书》中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大多数学者认为上述两书中所载的附国主要分布范围是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其核心地区在今雅砻江流域。上引的一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如下历史事实：古碉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大渡河和雅砻江上游地区已经十分发育，这点己为该地区现存的古碉文化和石棺葬文化所证实。其次，《后汉书》中所记的“邛笼”与《北史》、《隋书》中所记的“（石巢）”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但在形式上却有一定的区别。“邛笼”以居为主的性质还比较突出，有一定的防御性能，但还未从石室建筑中完全分离出来，是一种室与碉的连体建筑。这种建筑在四川西部藏羌地区至今还有遗存，特别是在今嘉绒地区尤其明显。《北史》中所记的“（石巢）”则是从“邛笼”中分离出来的专用防御性建筑——即唐代所称的“（多周）”，现代所称的古碉。
目前尚存的一个最大疑团是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给人们提出来的。
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发掘，揭示了大渡河上游距今5000—2000年以前的古文明，它是迄今为止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并出现砌石建筑的遗址，而且其“遗址的出土遗物特别是陶器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周边地区同时期古代文化遗址的崭新的文化面貌”，完整地表现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时期3000年间既有着“先后承继的关系又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标尺性文化遗址。同时，就在这个文化遗址上，还残存有大量秦汉以来的石棺墓葬和数量惊人的古碉群。这对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地区古碉单源于岷江上游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而且有着实证性的说服力。从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共试掘开挖了4处#形探方和一条探沟。其中3处探方中“因发现完整的石砌建筑而做保护性回填”，在仅开挖至底的1处探方中，从第3至第7文化层中，均发现了石砌建筑物的墙石。另在考古工作队现场拍摄的照片资料中，可见到较为完整的石砌建筑物。此遗址充分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石砌建筑已渐发育成熟，较之西藏昌都卡若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所展示的砌石建筑发育程度更高；与岷江上游蚕丛时期的石室建筑时间至少大体同时，或者可以说还更早一些。与后来这一地区出现的石棺葬文化和古碉文化相联系、相印证，中路一带极有可能就是大渡河上游石室建筑和古碉文化的发祥地。所以笔者提出“中路人”的观点，认为他们就是大渡河上游石室建筑和古碉文化的创建者。倘若如此，那么，四川西部古碉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发祥地应是两处，一处是岷江上游地区，另一处便是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丹巴（至少在大渡河流域地区还未发现新的文化遗址之前是如此）。这两个地区的古碉文化的渊源关系存在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二者各自为源，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互为渗透，相互影响。第二种可能是以岷江上游为源，后传至大渡河上游乃至雅砻江上游。第三种可能是以大渡河上游为源，后向东拓展至岷江上游地区，向西拓展至雅碧江上游，乃至金沙江上游地区。对于古碉文化的创建者而言，也同样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路人”与蚕丛同源，即属于冉駹部落（部族）系统。第二种可能是“中路人”原本就是一个居于大渡河上游的原始土著先民群体，抑或是深处万山丛中，地域偏僻，抑或是这个原始土著先民群体其时还较为弱小，故其种姓不为后人所知，则史书中未载。后经“羌戈大战”，冉駹（戈人）西移，在这个强大的局势所迫下，融于戈人或后来隋唐时期所称的嘉良夷之中。不过，隋唐时期的嘉良夷已经不能和早期的冉駹或“中路人”划等号了，他已经是同一地理范围内众多不同源流支系的部落种姓交错杂居、相互融合的新的部落族群概念。
唐时吐蕃兴起并东渐，大量的吐蕃军队和随军移民来到雅碧江、大渡河、山民江上游地区。吐蕃军队和移民来到嘉绒地区，又使古碉建筑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据雀丹先生所著《嘉绒藏族史志》载，西藏有一位叫盘热的将军“历时九年完成了统一嘉绒地区的使命。在西山八国里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他是国王代理人的身份，担任过唐蕃统一修筑西南‘万里长城’（石碉）的任务。他利用天然防险为基础共修筑有一千零二十个大小战碉，北至青海果洛玛尔曲河源头，南到云南中甸之间，向唐与吐蕃共同树立联盟碑献了一份厚礼。并赐给盘热一枚西海郡护法都督（嘉绒语：叫格里蕃坚）的印号，这印长16厘米，宽6厘米，长方形，纯金质。四面有汉藏文字图案，文字周围有一千零二十个战碉缩影”。唐及唐代以后，嘉绒地区古碉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上述政治因素外，还有其社会和自然两大因素。其社会原因是，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又形成分崩离析的状况，部落林立，互不统一的局面复出。从元代至清初，元明清历代中央王朝皆推行土司制度。各部落与部落之间，土司与土司之间，各自为政，时而以姻亲相近，时而又以冤仇相争；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或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或筑营垒以防外患。在民众之中，或常有复仇之举，偷盗之嫌，又常自防以求其安。在整个嘉绒地区，自清以来，则有十八土司分而治之。就今丹巴县境而言，就有丹东革什扎、巴底、巴旺、明正土司四足鼎立。依然因袭以碉作卫，以防不测的传统，而且愈建愈盛，致使村村寨寨古碉林立。其自然原因是，岷江、大渡河上游系青藏高原东部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那里高山连绵，天然石块遍野，建筑古碉与民居所用的石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天然石块砌筑建筑物形成自远古以来的建筑传统，久而久之，砌石技术便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绝技，特别是在古碉建筑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清代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前，嘉绒地区的古碉建筑依然十分盛行。清乾隆年间，清廷曾两次用兵大小金川。这两次用兵时间长达近7年。其用兵和耗资数量惊人，据有关资料统计，第一次（1747—1749年）用兵达75000余人，耗银2000余万两；第二次（1771—1726年）用兵达20余万，耗银7000万两。且清军将士伤亡惨重。原因何在？除了大小金川险要的地势，清廷治边政策的失误和战争中战术上的不妥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川地方“地险碉坚，骤难取盛”。清军两次金川用兵，都是围绕着“攻碉”和“守碉”而进行的。第一次金川用兵中，清军将领纳亲进剿大金川时，因采用“以碉逼碉”的战术而屡攻屡败。大学士傅恒后采用“碉勿攻，绕出其后，旁探其道，裹浪直入”，“舍碉而直捣中坚”的策略，方使战势出现转机。而促浸土司莎罗奔凭借古碉，据险扼守，多次使清军进攻受阻。“大金川土司两处官寨均在大金川东岸，前临激流河川，背倚陡峻山崖，碉寨石卡坚固，易守难攻，清军阻滞。”第二次金川用兵中，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古碉最为密集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木果木等处。为了打破大小金川两土司的坚固防线，乾隆皇帝不仅派出了他在首次金川之役后建立的“健锐云梯营”前往大小金川参战，同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火炮武器，“选派‘西洋人’傅作霖赴金川助阿桂进剿。西洋人善测量之法，经其测量，火炮命中率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四日，促浸土司索诺木在清军的强大攻势和火炮的攻击下，方才宣布投降，长达4年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方告落幕。两金川战役结束。在今金川县和小金县等县境内的大部分古碉在战争中被毁，嘉绒地区兴建石碉的势头渐衰。现在残留在大渡河（含大小金川）流域的古碉绝大部分都是两金川之役后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
二、丹巴古碉的数量与分布
据口碑和有关文献记载表明，丹巴古碉在明清时期最为鼎盛，其数量曾达到3000多座。1938年6月，上海著名记者、摄影家庄学本先生在丹巴考察期间，对丹巴的古碉文化十分敏感，他在《丹巴调查报告》中写道，丹巴中路“住处多为独院，间隔很近，每一幢房屋均紧靠碉楼……碉楼众多，亦为丹巴之特色。曾在中路杨村长碉楼上统计村中碉楼，在视线之内者有八十七个，此外隐藏在坡下和沟中未见到者计有二十五个，总数约一百一十二个。全村户口一百六十一家，平均有碉楼房屋占十分之七。碉楼高度，最高者一百三十尺左右，对径约二十尺，形状多为四角，亦有八角者。碉楼在大小金川特别多，东迄岷江，相连如林，尤以丹巴为最，据汉人云，系乾隆平定金川之遗物，查其分布路线，颇为近似。但丹巴土人则认为尚在平定金川以前。总之碉楼密集，实经过一严重之军事时期，可断言者。”据《丹巴县志》载，清康熙年间丹巴居民户数为4283户。如果按庄学本先生在丹巴中路考察时古碉与人口户数比来计算，丹巴古碉数在当时应在3000座左右。后经乾隆两次平定金川的影响，丹巴县的古碉数可能有所下降。
据2002年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丹巴县境内现存的古碉遗迹为343座。专家认为，在今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地区，除丹巴县而外，全部古碉遗迹和数量总和均不及丹巴古碉数。即便是再加上今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雅砻江和金沙江上游流域地区的古碉数量，依然不及丹巴古碉的数量。
丹巴古碉的分布从总的情况来看，大致呈现三种态势。一是沿5条山脉群和5条河流呈360°辐射状分布。即是说每一条峡谷两侧的村寨和山峦都有古碉分布。顺大渡河而下，古碉延伸至与康定孔玉区交界的格宗乡。溯小金河而上，一直延伸到与小金接壤的太平桥乡。逆大金河而上，一直延伸到与金川县毗邻的巴底乡。在沿大金河的两条重要支流革什扎河和东谷河的两岸的村寨和山峦，现在依然可以看到无数的古碉遗迹。二是在四河流汇流处的丹巴旋扭之地的旋心区，古碉分布极为密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是今丹巴县的中路乡和梭坡乡。据丹巴县文化旅游局实地调查所披露的中路、梭坡两乡现存的古碉数量如下：梭坡乡为116座。其中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古碉密集区内，就有古碉82座。中路乡现存占碉77座。其中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古碉核心区内，古碉数量为66座。任乃强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首次赴康区11县进行考察时，曾经也到过丹巴，亦为丹巴的古碉所深深吸引。“今丹巴县大小金川汇合处的东岸，有中龙（即中路——引者注）、大寨（即指梭坡大寨——引者注）两村，为百余户之邑聚，在一山弯斜坡上，倚山临江，外人不易至。隔江望之，有数十古碉参天，恰似在上海望浦东工厂区的烟突林，为金川地区一大奇观。我曾泛皮船渡往考察，知其烟突之古碉，皆十层左右之守望碉，亦皆乱石所叠砌，多已废败。估计建成己千余年矣，疑此碉群，即嘉良夷故都，历史衰败耳。闻大金刮耳崖、小金新街子等处亦原有类似碉群，故能抗击清军二十余年。其人尽此，军事才得以结束，其碉群亦成废墟。此中龙、大寨之主人，或是投降较早，故得不毁。”三是在丹巴旧有各土司辖区内，古碉的分布尤以原明正土司所辖24村区域内最为密集，且类型丰富。除前面所述的中路、梭坡两乡外，明正土司辖区内的格宗、东谷乡一带亦是丹巴古碉分布的密集区域，这些地区都系改土归流以前明正土司所辖地盘。据估计，这一区域内现存的古碉遗迹，大约占整个丹巴县现有古碉数量的60—70％。为什么这个区域内的古碉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存遗迹中都占有如此大的比例？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丹巴中路一带濒于小金河畔，海拔在1800—2800米之间，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最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其先民在此创造了自己的农业文明，并形成了一定的聚邑。他们利用当地的天然石块建筑自己的居室，后来为防止部落之间和宗族之间的械斗，逐步与从外地迁徙而来的部落融合，在共同的生活和生产中，建筑了造型精美、结构坚固、防御性能极强的古碉，并使之成为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包括民俗传统和技术传统，并世世代代得以传承和延续。二是明正土司是明清以来我国四川西部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管辖范围最广的土司之一，自明清以来，对于朝廷均十分恭顺，深得历朝皇帝赏识。为了充分显示其威望和势力，故在原来修建古碉传统的地方，大量修建古碉，所以，不仅在丹巴所辖24村范围之内大肆建碉，就是在其他地方如现在的九龙、康定折多山以西、道孚、雅江等原明正土司所辖范围内，也建有许多古碉。古碉不仅是一种显贵的权力的象征，而且在当时也确有防卫的强大功能，可保一方平安。三是在乾隆时期的大小金川战役中，明正土司和丹巴境内的丹东革什扎土司、巴底土司、巴旺土司中，除首次金川之役巴底土司与促浸土司有勾结，清政府伤令革什扎、巴旺土司攻打巴底（两方相持不下，清政府传谕暂停攻打）外，其余土司基本未界入到此次战争之中，非但如此，其中许多土司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还派出武装，参与到清军平定两金川的战争中去，并立战功。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之役开始，巴底、巴旺各派土练积极跟随清军攻打小金川，多次受到清廷的奖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巴底土舍安多尔（即阿多）、巴旺土妇伽让因随清军征小金川屡建功勋，清廷封安多尔著赏戴花翎，并赏‘恭顺’名号，伽让著赏‘恭懿’名号，并赏缎四匹”。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巴底土舍安多尔、巴旺土妇伽让‘派兵随征以来，屡著劳绩’，清廷将原巴底安抚司印赏归巴旺土妇伽让掌管，并晋升巴底土舍安多尔为宣慰司职。同时赏巴旺土舍雍中扎布花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巴旺土司因带兵随清军征小金川屡建功勋，被晋封宣慰司职”。由此可知，丹巴古碉在乾隆时期不仅未因战争而遭到严重损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幸存。乾隆两金川之役后，丹巴县巴底、巴旺、革什扎等土司均分别受到朝廷的加封和赏赐，这些土司自然会更加风光，大修土司官寨的事就可能出现。现遗存的巴底土司官寨是由一组古碉和居室、佛殿、围墙等组成的建筑群，其中的三座古碉气势十分宏大，据现场考察分析，这几座碉可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固维修。
三、丹巴古碉的类型和功能
据有关史料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古碉如果按建筑材料来区分，共三类。一类是外部墙体结构用泥土夯筑，内部楼层为木材的土碉。这类土碉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乡城、得荣、巴塘以及白玉、德格、新龙等县部分地区，在大渡河、岷江上游的藏羌地区没有发现。二类系外部墙体由泥夯、石砌相结合，内部楼层为木材的泥石混合碉。这种碉极为少见。三类便是外部墙体用片（乱）石砌建筑，内部楼层为木材的石碉。丹巴古碉皆为石碉。
按古碉的外型形状来划分，其类型有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十三角碉，其中四角碉分布最广、最为普遍，其次为六角和八角碉，其余三角、五角、十二角、十三角碉颇为少见。丹巴古碉遗存中现有四角、五角、八角、十三角4种类型。20世纪50年代，丹巴还有三角和六角碉的遗存。据彭建忠先生介绍，1970年，他曾和陈隆田先生一道，在革什扎乡大寨村一个名叫安安的地方的一陡崖边，见到过一座已经废弃的三角残碉，该碉横剖面为等边三角形，边长约10米，边墙略为内敛而呈弧形，残高约6米。今已不存。五角碉原有3座，中路1座，宋达1座，梭坡1座。现仅存梭坡的1座。六角碉中路原有2座，今己不存。而十三角碉据传在历史上整个嘉绒地区仅建造过3座，其中丹巴境内有2座，一座在蒲各顶，一座在长拉山顶。现仅存蒲各顶1座残碉。这也是整个四川西部藏羌地区现存惟一的一座十三角碉。据牟子先生介绍，法国芙瑞塔女士近年来曾先后4次去丹巴考察古碉，与此同时她还曾去康定营官和沙德以及阿坝许多藏寨，探索古碉的奥秘。她在丹巴考察期间两次专程到蒲各顶对十三角碉进行详细调查，并将碉墙中的筋木带到美国进行化验，其化验结果，该碉的建筑历史的上限为580—630年，大约最迟为元末明初所建。总之，丹巴古碉除无十二角碉外，其余类型均有。仅从这点上来讲，丹巴古碉类型之全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可比拟的。
从功能类型来区分，目前学术界和民间的分法尚不统一，名称也很多，学术界有家碉、寨碉、战碉、风水碉、烽火碉、界碉、要隘碉等之分。而民间则又有房中碉、经堂碉、阴阳碉、姊妹碉、公碉、母碉等称谓。笔者认为，纵观丹巴乃至整个嘉绒地区的古碉，不外乎两大类，一类为家碉。所谓家碉，就是以一户人（一个家庭）为单位修建的碉。修建碉的一切支出（含投工投劳、费用物资等，投工投劳是在村寨的人户与人户或亲戚与亲戚之间所采取的换工形式。）均由这个家庭承担，古碉一般与家居房屋紧连，所有权归建碉户所有，平时多用以家庭的物资储藏和防卫。若发生大的战事，才投入到集体的防卫与战斗中去。另一类为寨碉。寨碉一般是以部落、土司或村寨为单位修建的碉。修碉时由部落首领、土司或寨首发布命令，在其所辖范围内择地形而建，建碉的投工与经费、物资全部由集体共同承担，碉修好后由部落首领、土司或寨首指派辖区内的寨民坚守。寨碉可以划分为若干功能的碉，如界碉、战碉、风水碉、烽火碉、要隘碉等。在寨碉中，多数碉一碉多能，有的既是战碉，又是烽火碉和要隘碉。而个别的寨碉则功能较单一，例如风水碉。风水碉一般很少，往往一个村寨，或是一个部落、一个土司辖区内只建一座。丹巴县内藏式佛塔很少，或许，这些风水碉就有代替藏式佛塔的作用。在寨碉中，界碉一般建在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或是村寨与村寨之间自然分界线不明显的地方，作为界标，以避免边界争端或纠纷。烽火碉和要隘碉，一般都修在视野十分开阔的山梁或谷岔口、要道旁，以作为警戒用。倘若发现紧急情况，便可以烽火为号，以便及时通报，避免因遭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亦或可向友邻寨落发出求援信号，及时予以援救；若有战事发生，烽火碉和要隘碉便成为第一道防线，直接投入防御战之中。在村寨内的要道口或是人户密集的中心区，往往还建有一些战碉，这些战碉与众多家碉互为特角，组成一道极其坚固的防线。在冷兵器时代，以碉固守，人们主要是使用弓箭和用手投掷石块以抗击进犯之敌。所以，凡是家碉与家碉之间超过一箭之地，因不能相互照应和援救，则必须在弓箭射程以内修建供集体使用的战碉。在一个部落、一个土司或一个村寨区域内，由若干座家碉和寨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便成为高山峡谷地区抵御外来侵扰的一个完整防御体系，一座古碉就是一个火力点，若干古碉便形成一片火力网，在冷兵器时代，因古碉坚不可摧，易守难攻，故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奇效，其防御性和战斗性均能得以充分体现。千百年来，人们因袭相传，久盛不衰。
至于民间所称的房中碉、经堂碉、阴阳碉、姊妹碉、公碉、母碉等，均可归入家碉和寨碉两类之中。这些古碉名称的来源有的与当地民俗事象有关，有的则还有相应的传说故事。
四、丹巴古碉与民居及其建筑技术
在嘉绒地区，古碉与民居在渊源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白然，民居是嘉绒石砌建筑的母体，正如《后汉书》中所说的“依山居止，累石为室”，故在学术界也有“邛笼为室之制始于嘉绒”的说法。古碉是后来逐渐从“石室”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建筑。古碉与民居在历史上的依存关系则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古代的部落和土司制度时期，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乃至民间内部的宗族间的争斗是常有的事，假如唇寒，则齿亦亡。就建筑技术而言，民居与碉均为石木结构，其墙体与砌筑方法是一致的。“丹巴村寨居民更与它处不同，凡生子必建一碉，否则成人后娶不到妻子。平民之碉自不如土司头人那般雄伟，仅三四层，与居室相连。丹巴县署后北山上，均一碉一室，这一带即为古代‘千碉之国’所在。”虽然，丹巴现在的藏族在建筑民居过程中，己经不再建碉，但是，在房屋的顶部，均建有一个四方形的小顶层，四角呈月牙形，四角角顶除安放白石，以作诸神的象征进行崇奉外，角后还专设有插入嘛呢旗的钻有孔洞的预留石插板，后方中部还设有用作“煨桑”用的“松科”。各语言区对这个高出的顶层部分均呼为“拉吾则”，其内涵则代表该区曾经是建造古碉的位置，后来由于古碉己失去防御的功能，故仅作为一个标志而己。丹巴的民居和大小金川其他嘉绒民居一样，除了造型别具一格外，标志明显。所以和其他地区的民居比较，个性十分突出。据当地村民讲，丹巴民居的造型是根据僧人打坐时的形体而构思的，高出的“拉吾则”顶层是僧人之头，顶层下面的首级l形平顶，代表打坐僧人交合的双手；再下一层的l形平顶，恰似打坐僧人的盘腿；绝大部分民居座北面南，示向南海普陀山，寓意深沉。丹巴绝大部分民居为4层（也有少部分5层以上的建筑）石木结构建筑。一般底层为畜圈，当地人称之为“黑圈”，畜圈出入口与人的居室出入之门分设，互不干扰，不相混杂。这是与其他涉藏州县民居的一大区别之一。二层为厨房、杂物房和锅庄房，锅庄房内安置有传统的三锅庄，是人们过去饮食、活动的重要场所。三层为居室、粮仓等，该层的外墙上还附有高厕和存放草料等的附属建筑设施。四层的“拉吾则”下部一般用作经堂（现大多己改在三层）。二层和三层均收级，设l形平顶，作晾晒粮食和家人休憩用。民居建筑物的木质部分的外表及檐头均作褐红色，在褐红色色带以下，再涂以黑色色带，二层以上墙体或均刷白色，或墙体原色与白色相间。民居建筑物的顶层四方的月牙形造型，是丹巴及大小金川嘉绒地区民居的特殊标志。从宗教的意义上讲，其4个月牙形造型的尖顶代表四方诸神。从形状上看，有的人说它极像牦牛头，似乎代表了嘉绒藏族的牦牛图腾崇拜的含义。丹巴民居给人的印象是造型独特，形体高大、别致，极富层次感，色泽鲜艳而又明快，与周围的山野、田园、蓝天、白云等自然环境相映成趣，互为衬托而又相互协调，其生态性特点十分突出。嘉绒民居当不失为我国民居建筑的杰作。丹巴中路、梭坡、布科特别是甲居的民居村寨，集中体现了嘉绒民居的风貌和神韵。丹巴民居的现存形式，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嘉绒民居的基本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在局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并未影响其传统风格和基本格局。
古碉建筑是丹巴乃至大小金川嘉绒地区石砌建筑的最高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且是此两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千古绝唱。根据建筑的发展规律和民间口碑，最早出现的碉形为四角碉，五角碉是在四角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此后才有三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十三角碉。各种碉的建筑技术基本相同，均先掘取表土至坚硬的深土层，基础平整后便开始放线砌筑基础，基础一般采用“筏式”基础，地基的宽窄和基础的厚度，视其所建古碉的大小和高度而定。其建筑墙体用的材料全部取自当地的天然石块和粘土，木料亦伐自当地附近的山林。修建古碉时，砌筑工匠仅依内架砌反手墙，全凭经验逐级收分。在砌筑过程中，一般砌至1.40—1.60米左右，即要进行一次找平，然后用木板平铺作墙筋，以增加墙体横向的拉结力，避免墙体出现裂痕。在墙体的交角处，特别注意交角处石块的安放，这些石块既厚重，又硕长，俗称“过江石”，以充分保证墙体石块之间的咬合与叠压程度。在砌筑过程中，同时还要注意墙体外平面的平整度和内外石块的错位，禁忌上下左右石块之间对缝。细微空隙处，则用粘土和小石块填充，做到满泥满衔。砌筑工具十分简单，一是一把一头为圆、另一头似锲的铁锤，二是牛的扇子骨或木板制作的一对撮泥板。就凭如此简单的工具，工匠们凭着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用天然石块和粘土砌筑了如此高大的建筑。反手砌筑，收分准确是嘉绒藏族工匠千百年来所练就的绝技。一般男子，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砌石技艺，故大部分农村成人男性都或多或少擅于此技。技艺高超者，则专门以此为业。
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民俗篇》中将丹巴民间的砌石技艺称之为“叠石奇技”。文中对这种技艺进行了如下描述：“康番各种工业，皆无足观。惟砌乱石墙之工作独巧。‘番寨子’高数丈，厚数尺之碉墙，什九皆用乱石砌成。此等乱石，即通常山坡之破石乱砾，大小方圆，并无定式。有专门砌墙之番，不用斧凿锤钻，但凭双手一兜，将此等乱石，集取一处，随意砌叠，大小长短，各得其宜；其缝隙用土泥调水填糊，太空处支以小石；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并能装饰种种花纹，如褐色砂岩所砌之墙，嵌雪白之石英石一圈，或于平墙上突起浅帘一轮等是。砂岩所成之砾，大都为不规则之方形，尚易砌叠。若花岗岩所成之砾，尽作圆形卵形亦能砌叠数初古碉，则虽秦西砖工，巧不敌此。此种乱石高墙，且能耐久不坏。曾经兵焚之处，每有被焚之寨碉，片椽无存，而墙壁巍然未纪者。甚有树木自墙隙长出，己可盈把，而墙不倒塌者。余于丹巴林卡南街，见一供守望用之碉塔，塔基才方丈许，愈上愈细，最高约4尺许，中空，可容持枪番兵上下，凡18层，每层高约丈余，各有窗眼4口。此碉亦用乱石砌成，据土人云，己百余年，历经地震未屺，前年丹巴大地震，仅损其上端一角，诚奇技也。”任乃强先生还在《西康札记•居住》中说：“夷家皆住古碉，称为夷寨子，用乱石垒砌，酷似砖墙，其高约五六丈以上，与西洋之洋楼无异，尤为精美者，为丹巴各夷寨，常四五十家聚修一处，如井壁、中龙、梭坡大寨等处，其崔巍壮丽，与瑞士山城相似。”“番俗无城而多碉，最坚固之碉为六棱……凡矗立建筑物，棱愈多则愈难倒塌，八角碉虽乱石所砌，其寿命常达千年之久，西番建筑物之极品，当数此物。”20世纪初，时任丹巴天主教堂神父（后曾任天主教康定教区主教）的法国传教士佘廉霭，在丹巴任职期间，当他亲眼目睹丹巴高耸云际的古碉群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他专程去梭坡等 地拍摄古碉照片，并寄往法国参加里昂1916年摄影展览，使西方人第一次领略到了丹巴古碉的神奇风采。
在古代，修建古碉时，无论是家碉还是寨碉，均需集体出工，众多人手才能完成。家碉修建时所需的人手，通过换工来实现；而寨碉修建的人手则由部落首领或土司指派而定。男性一般承担砌筑墙体，上山砍伐木料、备运石料等技术性强和重体力劳动；女性承担备、运泥土，背水、合泥等其他辅助性劳动和杂务。一座古碉，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才能完成。古碉内部的楼层结构一般为木楼梁、木楼欠、楼面、独木梯四个部分。楼梁安装于碉的中部双向加有墙筋之处，然后安装楼欠，楼欠一头接于楼梁之上，一头伸入墙体内，为墙承重；楼欠上面铺以木板，或是铺以木柴、树桠枝，上履泥土拍实，类似民居楼面及屋顶的作法。每一楼层高约3米，楼层与楼层之间，需留出楼梯口，安装独木梯以供上下。古碉顶部的造型与作法，与民居的顶层“拉吾则”完全一致，均有特色十分鲜明的四角月牙形作为标志。古碉的入口处一般都高开大约一层楼的高度，当战事发生，人们通过独木梯进入碉内时，则独木梯收入碉内，碉门紧闭，敌方是很难进入碉内的。无论哪种形状的碉，各层都预留有射击孔，射击孔呈喇叭形，外狭而内宽，一来便于碉内弓箭手的射击，二来可以较为有效地防范攻碉之敌和缩小射击目标。在古碉的中部和上部还开有几个形似底层的碉门的孔洞，估计可能是碉内防卫人员的投石孔，同时也可以作为碉内人员的紧急出口。
各类形状的古碉，从外部观察，立面呈由底部外墙面由下而上逐渐向内收分的梯形柱体；墙下部厚度达1.5—2.0米，顶部厚度一般收至0.5—0.6米；高度低者15米，多数在15—35米之间，高者达40余米。据西南交大《中路 梭坡藏寨碉群》保护规划组在中路、梭坡两地实测，最高的古碉高度为42.8米。在一些文章中曾有高度达50-60米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高度的说法，不外乎以下几种原由：一是没有经过仪器作精确测量，而是用目测所得的大概数据。二是可能历史上曾经有过高出50米的古碉，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垮塌了，今己不存。三是除中路、梭坡以外的地方可能还有更高的古碉。从古碉的横剖面来看，现存的四角碉平面呈“回”字形，五角碉平面呈“山”字形，六角、八角乃至十三角的碉内部则呈圆形。六角碉外部呈12角形（其中6个阳角，6个阴角），八角碉外部呈16角形（其中8个阳角，8个阴角），十三角碉外部呈26角形（其中13个阳角，13个阴角）。以上六角、八角、十三角碉平面均呈星状。所有古碉在内部半径相对应的地方均砌有两道肋墙。这两道肋墙一般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用以增强古碉墙体的稳定性；另一个功能则是用以安装楼层的抬梁（在抬梁安装处，均预留有安装位置）。
古碉在建筑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建筑学中的三个力学原理。一是在基础施工中，采用了筏式基础。二是在墙体的砌筑中，采用收分技术，一方面可以降低建筑物的重心，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轻建筑物的自重。三是在六角以上的古碉内部采用了圆形筒体技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古碉的筒体力学性能。正是由于上述建筑力学的支撑，才使得古碉建筑不仅仅是艺术品，而且成为世界石砌建筑的精妙之作和珍贵遗产。
五、有关丹巴古碉的传说与民俗
在丹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古碉的传说，这些传说己成为这一地区古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增添了古碉文化的神秘色彩，深深地吸引和叩动着向往者的心扉。另一方面，在传说中往往又隐含着一定的真实，说不定有许多关于古碉的奥秘，或许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此，不妨采撷三则传说，以飨读者，以窥其貌。
传说之一：据老人们讲，千百年来，丹巴藏族就一直沿袭着一种传统习惯，凡家中添丁进口，即开始备石、备泥、伐木，准备修建古碉。男孩长到1岁，古碉就修筑1层，同时还将1块毛铁埋在碉旁。男孩每长1岁，古碉增高1层，而埋在碉旁的毛铁也要取出锤炼一番。直到男孩长到18岁，古碉修完18层，毛铁亦锤炼18次并制成钢刀。这时就要给男孩举行成人仪式，并把钢刀赐与男孩，表示男孩己成年，可以成家立业了。人们都说，丹巴在历史上，倘若谁家男孩成人时，家中还未建起古碉，就娶不到女人，成不了家，立不了业。
在藏族地区，过去人们比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地区，是根据女人们陪嫁的嫁妆的贵贱来判定；有的地方则是看牛羊的多少；有的地方则要看男人们所骑的马和佩戴的腰刀的好坏来判定。而在嘉绒地区，是要看谁家的猪膘挂得多，谁家的碉修得高来判定。碉成了男人的象征、安全的象征、力量的象征，成了人们比富的标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当地人们尚武的精神。
传说之二：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部落首领，当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需要婚配成家之时，他既不求媒灼之言，也不需喇嘛占卜，而是采取了一个十分离奇的选媳方式。有一天，首领把全部落的姑娘召到自家的古碉之下，先请喇嘛颂经祈祷，燃烧柏枝进行“煨桑”。完毕后，首领便从古碉顶上抛下信物，这个信物也十分特别，是一个春盐棒，这时，所有的姑娘便扯起围裙，争先恐后地去接那根春盐棒，春盐棒落在谁的围裙里，谁便成为未来首领的妻子。这倒有点与内地的抛绣球的习俗十分相似。后来其他部落的首领也仿效这种作法，来为小首领选择配偶。据说丹巴县内现存的少女17岁成年仪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为什么要在古碉下进行择偶仪式呢？据说古碉具有神力，它会按照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让人们如愿以偿。迄今为止，当地村民还有将古碉作为神灵进行崇拜的习俗。传说之三：丹巴中路乡的蒲各顶是古碉分布密集的地方之一，在其最高处，保留着整个嘉绒地区惟一的十三角碉。传说这座十三角碉是当地的首领岭岭甲布所建。由于岭岭甲布的势力很大，地方又富庶，于是想要建一座前人所没有建过的十三角碉，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富有。有一天，岭岭甲布召来了远近闻名的所有能工巧匠，当他把自己的设想说出来以后，所有的工匠都感到束手无策。正值此时，一位来自大渡河对岸的梭坡村、手里不停地捻着羊毛线的姑娘恰巧来到此地，这位姑娘十分聪慧伶俐，她在看到因岭岭甲布要建十三角碉而难住众多工匠的场面时感到好奇，思忖之余，便胸有成竹、自告奋勇地说她能为建十三角碉实地设计施工划线。姑娘的这一举动，不免使在场的工匠一片哗然，认为她自不量力，说大话。岭岭甲布听后迟疑了许久，答应勉强让她一试。姑娘便将手中的捻羊毛线的坠子插入地里，按照岭岭甲布提出的尺寸要求，就坠子上的羊毛线拉够尺寸在地上划了两道大圆圈。并很快地在两道圆圈上各分出13个点，然后插上白篙小棍，再用羊毛线绕内外两道圆圈套上，13个阳角和13个阴角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工匠们按照姑娘所放的线进行砌筑施工。没过几个月，一座精美的十三角碉就矗立于蒲各顶的最高处。岭岭甲布为姑娘的睿智所打动，于是爱上了她，在十三角碉落成的那天结成了夫妻。所以，丹巴最精美的古碉为女人的杰作便成为了一段佳话。千百年来，古碉与嘉绒藏族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当地藏族民众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有的原来存在，但在近代古碉的功能退出历史舞台后逐渐消失；有的却一直伴随着遗存下来的古碉，而至今犹存。这些民俗事象，有的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但却会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想；有的又明明白白在昭示人们：去了解过去的未知。在丹巴现在的古碉遗存中，墙面上还保存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宗教符号，诸如用白石砌成的“拥忠”符号、“白塔”符号。它明确告诉人们，古碉的主人信仰“苯教”或是藏传佛教。而在有的古碉上端，却用白石砌成“一”字形，就使人半知半解了，可知的是，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体现了当地人们的白石崇拜，而不可知的是，为什么要砌成“一”字形？在观察古碉时，细心的人还会发现，有的古碉还有一种特殊的标记。如果带着这个疑问去询问古碉的主人，有的主人只是一笑而去，不好意思告诉客人；有的主人就会夸奖观察者十分仔细，并道出原委。但这个原委只道出一半，还有一半却留给观察者，得认真去寻思。因为这个标记，体现着当地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主人说，那些古碉上用石头垒砌的突出部分，即代表男性生殖器，一方面它代表着这座古碉修建时是男人当家，所以垒砌了这样的标记，神灵就会保佑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多子多孙。这种碉就叫“公碉”。一般家碉才有这样的标记，寨碉是不会有的。关于“母碉”的说法则众说纷纭，有的说，丹巴历来有老大当家的习惯，如果家里的子女中，老大是女，则由女性当家；或者是家中子女全是女性，自然也毫无疑义地是女性当家，招婿上门，亦可成家立业。如果女性当家时建碉，那么所建的碉即应是“母碉”。有人会问，“母碉”的具体标志又是什么呢？主人说，女性生殖器一是不好具体表现，而且也较忌讳直接去表现，所以具体体现手法就比较含蓄。嘉绒妇女在过去都穿百褶裙，那些古碉外墙凡看得出横向的一道道砌墙时所留下的找平线木板条痕迹，便意会是女性的百褶裙，此即代表“母碉”。不过也有否定此种说法的，认为“母碉”的标记在碉内，由于现存的古碉遗迹大部分内部楼层均已塌陷，人们无法攀登，故难以找到具体标记。不过，虽然各说有异，但嘉绒藏族生殖器崇拜在古碉中的表现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三角碉是丹巴古碉中的极品。为什么要修十三角的碉呢？这个问题的民间说法就更为复杂了。有的人说，13这个数，在藏族民间乃至在其宗教中是一个吉祥的数目，同时也有其宗教神圣的内涵，在藏式佛塔的塔刹的环形部分，共有13级环，它代表十三天极。有的说，古碉的角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多一个角就代表古碉的主人在当地高一层权力和地位，角越多权力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自然也就更富裕。又有人说，丹巴这个地方风大，碉修高了，迎风面受力大，古碉长期受风力影响，会倾斜，会缩短寿命，角修多了，会分散风力，从而会延长古碉的使用寿命。还有人说，丹巴民间有一种古老的舞蹈，叫“十三战神舞”，十三战神是嘉绒的护卫神，人们不仅用舞蹈来祭祀，而且，修建十三角碉来以示崇奉。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么多因素，究竟孰是孰非呢？或许都对，或许仅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因素。在丹巴历史上，不仅男孩18岁成年，要在古碉下举行成丁礼；女孩17岁成年，也需在古碉下举行成年礼；凡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在古碉下，唱山歌，跳锅庄。仿佛古碉成了一种历史的见证，由此可见古碉在当地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丹巴的古碉，早就己经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建筑物了，其文化内涵实在太深厚。是历史，是嘉绒人赋予了它灵魂和生命。要是丹巴历史上所有的3000多座古碉都还在的话，那该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历史画卷。倘若能在地形图上标上所有古碉的位置，说不定还会发现什么奇迹。譬如说，在古代的战争中，作为守方一般都会摆出各种阵势，以待攻方破阵。古代嘉绒藏族先民在建碉过程中，会不会按一种阵势来布碉呢？又如当地藏族十分崇拜神山，每一个村寨都有属于本寨的神山，会不会在建碉过程中，碉的布局与神山有关呢？再如在涉藏州县民间，无论是原始信仰，还是信仰藏传佛教者，对日月星辰都十分崇拜。嘉绒藏族在建碉过程中，对于那些较为有代表性的碉，会不会按星宿的方位来建造呢？凡此种种，是至今难以猜透的谜。此外，古碉在修建过程中，碉的周长与高度，上周与下周的周长之间会不会有一种微妙的关系？早些年，笔者在康定朋布西考察古碉时，经测量发现，那里的一座八角碉的直径约10米，周长近32米，而高度与周长大致相等。由此看来，一座八角碉的最佳建造尺寸，应是高度与周长刚刚相当于碉的直径的圆周率。应当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