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一地区藏传佛教建筑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边境的锡金、噶伦堡、大吉岭、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不丹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这些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类型主要是寺院和簌堵坡，也有少量作为王宫和政府机构的藏式宗堡建筑。宗堡建筑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大吉岭等地都有分布，但多以寺院形式出现，那些被称为“宗”的宗堡，现在仅见于不丹，这既是藏传佛教影响和藏族意识形态文化的突出表现，也是藏族文化对外传播最有力的证明。
一、藏式宗堡建筑概述
宗堡建筑是西藏主要官式建筑类型。宗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县一级管理机构所在地。在藏语中，“宗”本身的意思就是“城堡”、“寨落”，清朝典籍也称之为“营”。现有研究资料表明，西藏宗堡建筑大规模出现在元末明初西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1]帕木竹巴取代萨迦政权，在西藏建立新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之后，特别是绛曲坚赞在位时，开始在所管辖的卫藏地区建立“宗”一级权力机构，并兴建专供宗本——相当于县长,管理行政事务的宗堡。西藏最初的“宗”是仁蚌宗，始建于1352年，即帕木竹巴地方政府执政前两年，绛曲坚赞又在卫藏比较重要的地区陆续修建了13个大宗，如贡嘎、扎噶、勒乌、桑珠孜等。直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依然沿袭“宗”、谿”制度。在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区域大小、人口多寡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划分了边宗、大宗、中宗和小宗4个等级，边宗和大宗统辖的人口二三百户不等；小宗仅百余户。通常只有边宗和大宗才设僧俗宗本各1人，一等宗本为五品官。据史料记载，在清乾隆年间，全藏共设122个宗（营），大小宗本162人。据《西藏自治区概况》（1984年版）提供的资料，到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共设有147个宗和相当于宗一级的，所辖人口约100万。[2]西藏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宗堡建筑有：江孜的江孜宗堡、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堡、曲松的曲松宗堡、琼结的琼结宗堡、定结的定结宗堡、扎囊的白玛宗堡、亚东的帕里宗堡等，其中江孜宗堡因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时发生江孜保卫战而尤其著名。
历史上藏传佛教在喜马拉雅地区影响的扩大，使得宗堡建筑随之对外传播，并对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圈内的官式建筑产生重大影响。在不丹（布鲁克巴）和锡金（哲孟雄）这样传统上与西藏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联系密切，又基本上没有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其行政区划至今依然使用“宗”这样的名称，如不丹的帕罗宗、廷布宗等。这些“宗”的办公机构大都修建于17世纪，是西藏宗谿制度完善之后在这一地区传播的结果。
二、藏式宗堡建筑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分布
喜马拉雅山是中亚和南亚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这一地区涉及的国家主要有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不丹。喜马拉雅地区[3]的北部边界是我国的西藏。东部是不丹和印度的锡金，中部包括加德满都谷地和下不丹，一直延伸到印度的阿萨姆平原；西部是印度喜玛偕尔邦、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南部延伸到巴基斯坦的k2峰。整个喜马拉雅地区东西长度1120公里，南北宽度为1600公里。这个狭长的新月形地带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特定地理区域：1.中部山地。这里以喜马拉雅山为标志，是世界上人类分布最稀疏的地方，主要居民为夏尔巴人，他们大都居住在海拔大约五六千米的尼泊尔索洛昆布地区；2.内喜马拉雅河谷地带。这里森林茂密，作物种类较多，居民主要集中在不丹的廷布和锡金的甘托克以及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3.南部山脚平原。这里主要指印度的大吉岭，居民为藏族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
喜马拉雅地区是印度次大陆文化与藏族文化交错过渡地带，历史上曾经是印度佛教文化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之一。7世纪，松赞干布曾经迎请尼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高僧入吐蕃译经说法，据说著名高僧莲花生便是由尼泊尔进入西藏。藏族历史上藏文的发明者吞米·桑布扎据说是到迦湿米逻（克什米尔）学习梵文，并以梵文字母为基础创造了藏文字母。当印度佛教衰落、穆斯林控制印度北部地区时，喜马拉雅地区因为地处偏僻，佛教得以残存。11世纪时，古格王迎请摩揭陀国（孟加拉）高僧阿底峡到阿里托林寺讲法3年，后阿底峡又在西藏各地传法历时9年，对藏传佛教的最终形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历史上，喜马拉雅地区深受西藏影响。直到第司藏巴被推翻的1642年，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拉达克一直向西藏贡米。进入17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政教合一政权在西藏取得统治地位，曾经统治后藏地方的噶玛噶举派在其势力削弱后，逐步向喜马拉雅地区寻求发展，试图在当地推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随着英帝国主义的入侵，西藏在印度北部和拉达克地区以及锡金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不丹仍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宗”制度，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称之为“宗”的官署和宫殿。值得注意的是，与西藏宗堡多修建在山顶不同，不丹和锡金的宗堡，特别是宫殿，更多修建在平地上。
1.不丹境内的宗堡建筑
17世纪，格鲁派在西藏占据统治地位，竹巴噶举派高僧阿旺·南杰（1594—1651年）于1616年来到不丹，并于1637年成为不丹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宗教和世俗双重权力的法王，史称“沙布东（shabdung）一世”。沙布东一世按照西藏地方政府的政体模式、根据不丹的自然地理特点，将不丹划分为大小不同的3个地区（后来改称省）和7个宗。这3个地区是东不丹（eastern bhutan）、中不丹（middle bhutan）和西不丹（western bhutan）。7个宗是帕罗（paro）、达加纳（dagana）、廷布（thimpbu）、普那卡（punakha）、 同萨（trongsa）、 布姆塘（bumtang）和扎西岗（trashigang）。[4]不丹此后的宗（县）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
目前，不丹境内的宗堡建筑有：
廷布宗堡：是沙布东一世阿旺·南杰于1641年将帕角·达冈·斯普戈（phajo dagon shipo）修建的小寺庙改建的一个大城堡，其原有的大部分建筑物毁于火灾和地震，后又经多次重建。
帕罗宗堡：帕罗宗堡位于富饶的帕罗河谷，海拔2250米。这里曾经是不丹西部政治权力中心，其起源据说与莲花生大师于10世纪初修建的一座寺庙有关。其中仁蓬城堡（rimpung dzong）的早期建筑物可以追溯到900年，现在的城堡主体建于1646年，是帕罗宗政府所在地。
普那卡宗堡：也称“普那卡冬宫”，由沙布东一世建于1637年，现在是不丹法王基堪布（je khenpo）的冬宫。在1955年之前曾是不丹的王宫，因为该地气候温和，一到冬天，王室人员一般都迁居于此。
旺迪宗堡：相传该宗堡由沙布东一世阿旺·南杰建于1638—1639年。据说在不丹历史上，该宗的宗本曾经是不丹最有权力的宗本。
同萨宗堡：位于不丹的中部，是哈宗到扎西岗的必经之地，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据说该宗堡是沙布东一世在不丹修建的最大城堡，也是不丹皇室的祖居地，宗堡的望楼名为“雍布拉康”，建筑形式也是西藏雍布拉康的翻版。
扎西岗宗堡：该宗堡位于不丹最东边的马纳斯河上，由三世德布拉贾却加尔·米尼朱·特姆帕（chhoggal minijuv tempa）于1667年修建完成。19世纪以前，扎西岗宗拥有整个不丹东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权。现在该宗是连接不丹东西干线公路和扎西岗——莎姆德罗普宗卡公路的交通枢纽。
2.拉达克的宗堡建筑
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西藏考古》中认为，拉达克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中心地带和过渡地带，其建筑装饰艺术带有中亚及犍陀罗风格。9世纪前，拉达克一直是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在汉文古籍里，西藏阿里地区被称为“羊同”，也称“象雄”或者“香雄”，与古格、芒域合称“阿里三围”。16世纪时，拉达克受到莫卧尔帝国的侵扰，一度成为其藩属。17世纪中期，拉达克王德雷南杰以竹巴噶举派高僧为国师，与当时的布鲁克巴（不丹）关系甚好。《颇罗鼐传》中提到：1679年，蒙藏联军统帅噶丹才旺应噶举派高僧纳若达巴的请求，接见了拉达克王，将列城、比吐、尺塞等7个宗和庄园赠与他。[5]这说明当时拉达克境内应该有宗堡建筑。清朝道光年间，清政府依然对拉达克进行有效管辖，如当时驻藏大臣惠显上报的奏折说：“该处（拉达克）向与西藏通好，隔一两年差人来藏，向达赖喇嘛呈送布施。”[6]
由于拉达克历史上是连接印度与中国新疆南部、西藏以及中亚的贸易枢纽，并对西藏与印度旁遮普、克什米尔贸易中转起着重要作用，英国和印度对这一地区觊觎已久。随着清政府的衰弱以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1846年英国单方面划定了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但是直到今天，这一段边界依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目前拉达克境内依然散布着一定数量的藏传佛教寺庙。这些寺庙通常修建在山顶岩石之上，是凭借地势修建的典型堡寨建筑。在首府列城，修建于16—17世纪的王宫与布达拉宫建筑形制如出一辙，有9层之高。据说，松赞干布所著《玛尼全集》中描述布达拉宫是“红山以三道城墙围绕，红山中心筑九层宫室，共有九百九十九间屋子”。不过，现在这座拉达克王宫殿早已废弃。拉达克至今依然保存的代表性宗堡建筑有：
玉如寺（lama yuru）：是拉达克最古老的寺庙。该寺由玛尔巴的上师悉达查亚·纳罗帕（siddhacharya naropa，956—1040年）选址。传说他曾经在岩洞里面壁冥想3年之后，用法力吸干湖水，修建了该寺。这座寺庙最古老的建筑称为森格干，被认为是洛桑·仁青桑布或者他的弟子修建的。洛桑·仁青桑布与藏传佛教在拉达克的传播有很大关系，他在古格、斯匹提和拉达克等地修建了很多寺庙。玉如寺曾经是拉达克最大的文化中心，最多时有僧侣400多人。现有40人在这里修行。
蒂克塞寺（tikse）：是拉达克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寺庙平面布局与拉萨大昭寺一样，围绕庭院修建，属于早期以僧房为中心的寺庙形式。这个寺庙的主殿修建在这个山顶城堡的最高处，被认为是拉达克神权的象征。一直以来，这个寺庙以藏历新年的庆祝仪式而著名。每到这时，寺里的僧侣们手持白色靴子列队出行，标志着庆祝仪式的开始。
和米寺（hemis）：距离首府列城约50公里，是修建于17世纪的格鲁派寺庙。有学者认为，该寺纵长排列的彩绘木雕工艺是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该寺大殿的上层除了僧房，还设有接待皇室的套房。沿着山坡散布在寺庙下面的小房子是农民的住房，这些农民为寺庙耕种土地，是寺里的佃农。这一现象也是西藏庄园制度的体现。
列城王宫：拉达克地区最早的宫殿建筑，出现于14世纪，位于拉达克列城的圣湖之上。现在王宫废墟周围有两座寺庙，并分布众多灵塔和玛尼石。16世纪，拉达克王达什·纳木样统一拉达克，随后在被称为“胜利”的山岩上修建了可以俯视全城的堡垒。100年后，拉达克王桑格·纳木样又将此地扩建为王宫，列城也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重要的贸易中心。这里的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查摩土王占领拉达克为止。
斯皮托克寺（spituk）：是1834年查摩土王征服拉达克之后其皇室家庭成员的宅邸。王宫和寺庙都是高层建筑，还带有木制阳台，显示出不同于藏式宫殿的本地化特征。
3.锡金的宗堡建筑
历史上锡金与我国西藏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据说1641年五世达赖喇嘛从拉萨来到锡金，指定了第一世锡金大君蓬措·南杰，并认定锡金为西藏的属国。这个说法虽然未必可靠，但在18世纪中期，第四世锡金大君王去世后，西藏派出了摄政王协助年幼的国王理政。19世纪初期，英国开始干涉锡金事务，在甘托克设立政治官员。尽管如此，锡金依然在政治上与西藏保持密切关系，锡金王室与西藏有权势的贵族还结为秦晋之好。20世纪30年代，西藏大贵族夏扎家的大儿入赘锡金王室，与锡金大君的女儿结婚。印度独立之后，将锡金并入印度，使之在对外事务上接受印度管理。
锡金的首府甘托克意思为“平顶山”，周围遍布佛塔，最著名的宗教建筑是皇家寺院。据说这座皇家寺院是仿照不丹的同萨宗堡修建的，也以“宗”命名。与不丹王宫相似，这座宗堡也修建在平地之上，功能只是作为皇家寺院，缺少了“宗”兼具的防御与官署功能。
三、喜马拉雅地区宗堡建筑的艺术特征
宗堡建筑，这种藏文化特有建筑类型，随着藏传佛教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传播，出现在印度大吉岭、拉达克、不丹等地，成为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标志性建筑。喜马拉雅学者罗纳德·博涅（ronald m.bernier）认为，由于锡金、不丹和大吉岭以及尼泊尔的索洛昆布地区都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这里藏传佛教的基本建筑类型和艺术特征根本无须讨论。[7]笔者认为，喜马拉雅地区的宗堡建筑功能与建筑样式，以及艺术装饰，不仅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复制，而且还带有很强烈的本地化特点；又因为这一地区自古就是连接印度与中国新疆南部、西藏和中亚贸易路线的重要一站，在建筑装饰上难免带有一定的汉文化影响。这种特点就是“调和式”或者是“混合式”。有国外学者在研究拉达克佛教艺术时曾经指出，“（该地区的艺术）至少融汇了五个大的佛教艺术样式因素在内，即：印度样式、克什米尔样式、中亚样式、中国西藏样式及中国内地样式。”[8]斯坦因在他的《西藏文明》中阐述到：“调和，或者简单地罗列不同风格，对西藏人一点也不足为奇。至少他们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从周边的伟大国家借来的风格与藏族风格融合起来。”[9]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喜马拉雅宗堡建筑。本文只选择不丹的宗堡建筑作为例证。
作为政教合一制度在建筑形式上的表现，在西藏被称为“宗”的建筑是县一级政权的所在地，而不丹所谓的“宗”在更多情况下是“城堡寺院”。作为行政中心，“宗”既是不丹的主要寺院，也是重要的喇嘛上师驻锡地。
不丹宗堡基本上是藏式宗教建筑类型的变体，也可以说是藏式宗堡和尼泊尔王宫建筑的结合。不丹宗堡外墙坚实，由块石和黏土构筑，向上有明显收分，内墙多由木柱和门楣支撑构成。但是不丹宗堡通常不如藏式宗堡高耸，高度只有两三层，而且宗堡多建于平地，向水平方向延伸，与当地的山区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建筑的屋顶，也不是藏式的平顶，而是有一定坡度，出檐较大，房顶覆盖木盖瓦，现则多用金属或混凝土。建筑最上层的顶是金制或者铜制攒尖顶，与尼泊尔寺院建筑的顶颇为相似，也许是受加德满都谷地尼泊尔建筑影响的结果。
与西藏早期寺院建筑平面相似，不丹的宗堡由一个四边形建筑围合一个或者几个大小不等的庭院，中心塔被称为“乌孜（utse）”，用来标志宗教和世俗区域的划分。在不丹，这两个区域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这样的设计更像桑耶寺那样的早期寺院建筑。但是在西藏现存的宗堡建筑中，区分世俗与宗教场所的方式却有所不同。例如西藏定结宗堡是集办公、仓储、监牢、佛事等功能为一体的政府办公机构，建于17世纪末，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回”字形，南北长42米，东西宽26米，高2层，分前后两院，功能分区与僧俗区域很明确：一层前院门廊两侧为马厩，中间为庭院，东面是两间库房，西面为牛棚和佣人房，后院为办公区，中间有一80平方米的正堂，周围是仓房和牢房；二层前院为俗官和办事人员宿舍，后院为佛殿、僧舍和仓房。
不丹宗堡区别于寺院的另一个特征是宗堡多带有一个防御性的廊桥，作为宗堡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类似西方城堡的吊桥。例如著名的帕劳宗，就保留有一个由粗大的木柱支撑的桥。这样的建筑形制在克什米尔的斯利纳加也有发现，但是西藏境内宗堡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设计。
在建筑装饰风格上，多少受到汉地文化影响。例如寺院檐角处的飞龙，大殿柱子上盘旋而上的龙等。在不少寺院门楣装饰上，还有七彩阴阳图案。这些龙形装饰和阴阳图案多半是先经过西藏装饰艺术融合借鉴之后间接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的。单就某些特定部位的装饰，如寺院入口、窗棂、以及角脊兽头等，本地化特征似乎比较明显。
参考文献：
[1]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4页。
[2]王尧、陈庆英著，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53页。
[3] [7] [9] ronald m.bornier. himalayan architecture. fairleigh dickson universty
press. 2002:14~15、151、56.
[4]朱在明等编，列国志——不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55页。
[5] [6]周伟洲著，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其划界问题——西藏森巴战争，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139、118页。
[8]霍巍、李永宪著，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页。
作者单位：周晶、李天，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论文出处：《西藏研究》，2008.04，第77-85页。